关于汉字

  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写道:“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憾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最后一课》中那个就要成为德国殖民地的小镇上,法语老师对着他的学生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文化的凝练,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是国家的血脉、而国家是我们每个人安身立命之地。
  今年是建国六十周年,年初我们看到了一部作为献礼片的纪录片《汉字五千年》。对于这部片子的褒贬暂且不提,只就回顾汉字的发展历史来说《汉字五千年》还是完成了他的使命,而其中第七集《浴火重生》尤其值得拿出来细看,因为这一集中,汉字所处的正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被剧烈撼动的时期,而那段历史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正是今天,我们的汉字、我们的文化、乃至我们的国家仍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今天汉字的繁简之争也可以在那里找到渊源)
  1860年,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结束,在与英、法两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首次明确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并且承诺在官方的文书中不再用“夷狄”来称呼西方人。条约中对与中外文字也有明文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天津条约)。具有五千年生命历程的汉字,就在这种极为屈辱的情况下与养育他的民族一起,开始了栉风沐雨的现代之旅。
  几千年来,承载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汉字,突如其来的面对了比自己强大的文明,不论愿意与否,使用汉字的人们不得不抬眼看世界,来自西方的语言、文字就像一面镜子,汉语和汉字第一次有机会从另外的角度端详自己。这一对比,不仅是汉字命运大转折的前奏,更是文明命运转折的前奏。汉字,中华文明,面临数千年未遇的历史大变局。
  几千年来,华夏文明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挑战,即便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也充溢着强大的民族自信心。而士大夫阶层更是相信,我们的古圣先贤为我们留下了最完备的典章制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可以在经史子集中找到依据。
  两千年前,正是这套方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汉王朝,华夏子民的光荣一直延续至今;一百年前,正是这套方法缔造了欣欣向荣的“康乾盛世”,清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规模。基于这样的经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他们穷极一生都倾心于研究经史子集之中,来寻求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社会问题的解答。
  但这个时候的西方,已经不再是中国在过去的历史上常常碰到的像游牧民族等等这样一些势力,西方是经过产业革命、政治革命成长起来的现代化的新的势力,无论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体制上,可以说它都是全新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清末的士大夫想从中国古籍、从我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找出抵御外辱的答案是不可能的。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由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息贴,居然成一净室。”这是洋务运动的主将李鸿章晚年的一段话,虽然他的言论不排除有推卸责任之嫌,但这段话也道出了清末士大夫们的失落和无奈。
  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王朝灭亡了,破烂不堪的纸房子终于显出了原形。但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破房子的性质,仿佛时间的流逝度与中国无关,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身处一条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船上,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开始了艰难的求索。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898年,严复历时三年翻译的《天演论》一经面世立刻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梁启超读了《天演论》后感慨道“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亭,则文明进步立止也”。他认为,正是由于从秦汉以后“一统锤裳”的社会结构中断了竞争,因而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造成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弱与停滞。北洋水师在大海中覆没,传统王朝的威望、传统政治的威望在龙的土地上覆没了,有识之士开始面向西方世界寻找救国图强的方略。
  1917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写作。胡适认为,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也都进行过“文学革命”。当时,欧洲各国放弃了古老的拉丁文,改用新兴的市民语言,这不但造就了现代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和德语,而且使文字真正成了表达思想的工具。接下来又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发表,陈独秀的文章比较激烈,说要打倒“山林”文学、贵族文学,要建立贫民的文学。在胡适陈独秀的振臂一呼下,响应者如云,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当时的文化领袖们觉得,中国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弊病,是因为旧文化,而旧文化之所以能够这么顽固,人们所受的精神毒孽之所以这样深,是因为汉字。所以要想扫除旧文化,要想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一个彻底改变,就应该从废掉汉字开始。
  陈独秀说:“中国文字极难在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支诚不足惜”。  蔡元培称:“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而鲁迅则写道:“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能自己死”。
  在众多的评论中,甚至还有来自一位古文大家的声音,当时正担任北大教授的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谈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矫枉过正了,但在当时,种种社会弊端已使民族自信心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文言是半死的文字”、“文字革命”这样动人的口号,的确具有摧枯拉朽的功能。
  1931年9月26日,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在海参崴举行,大会以瞿秋白撰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为基础进行讨论,提出“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大会确定汉字改革的方针是“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此后,民国政府也做过种种简化汉字和汉字拼音化的努力,但时局动荡,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具备,所谓的文字改革也不过是社会天空飘过的云朵。而汉字真正面对大众,成为大众的文字,还要等待另一个时代的来临。
  1949年10月1日,汉字以待罪之身进入新中国,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特意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了“文字改革”的建议。10月10日,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任常务理事会主席。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不认识字,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先进国家,不能有那么多的文盲,所以当时希望用一个方法很快的使多数人能够受到文化教育,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
  1951年,毛泽东主席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应该说,关于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先进与落后的评价,是那个时代世界语言学界的共识,毛泽东只是接受和表达了这一共识,但是革命领袖的巨大影响力是汉字拉丁化直接来到了社会试验的田头。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文字改革的专门报告,谈到汉字未来的命运时他曾说过“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当时确定的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的语言学家把文字的进展分成三个阶段,是一个进化的三个阶段。最古老的,最落后的文字是所谓叫形意文字,第二种叫意声文字,第三种才是拼音文字,又叫字母文字。这三个阶段是一个逐步进化和淘汰的过程,而西方的字母文字就处于一个先进的状态,中国古文字被认为是落后的状态。如果中国要迅速的赶上西方,要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从文字入手,拿文字开刀。
  值得欣慰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最理智,同时也是切实可行的文字改革方案。正如著名作家矛盾所希望的“至少我们的孙儿、孙女这一代能够两条腿走路,听报告作笔记用拼音字母写,会比汉字写得快,如果可能,还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机,这样是多么幸福呢”。从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但对于古老的汉字而言,多了拼音字母的注释相当于多了一支掌握汉字的拐杖,至于英文打字机的使用所带来的文字效率问题,因为极少直接交流,所以还无法对汉字产生影响。汉字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1980年,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半个世纪前那场废除汉字的狂潮似乎风云再起,而这一次不仅仅是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有扑面而来的信息时代推波助澜,汉字针的成了振兴中华的绊脚石了吗?
  最终汉字以字库编码的形式进入计算机时代,虽然跟随的脚步仍是有些亦步亦趋,但好在终是没有被新的时代所遗弃。汉字完成了它的浴火重生。汉字的明天会怎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讨论汉字的未来时,任何人都应该注意到一个简单的事实,汉字不仅仅是沉默的字块,也不仅仅是简单的书写工具,它更是砖石,构筑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砖石。一个伟大的文明绝无理由与自己辉煌独特的历史一刀两断。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检索“汉字改革”的时候,会看到如下内容:
  汉字改革,包含简化字问题、汉字拉丁化问题、规范汉字使用问题。汉字改革的主要出发点是汉字过于复杂,认读学习时间长。争论的主要体现是“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自从80年代初废除第二批简化字以来,中国政府采用了以维持现状,追求语言文字使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主的语言文字政策,目前已经放弃了汉语拉丁化的计划。
  这便是汉字重生的八十年历史,所以请不要武断的否认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要极端的鼓吹拉丁化的优越。关于汉字,我们割舍掉的是为了民族生存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保存下的是为了文明延续所蕴蓄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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